黄咏梅; 国内的读者大概对你会有些陌生，因为你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旅居日本14年，其间虽不断有文章发表，总不如你在日本的成就。你是第一位获日本蓝海文学奖的华人获得者，请谈谈你的获奖体会。是什么能令日本人给予华人作家这样高的荣誉？

毛丹青;我的写作基本上是来源于对两种语言的直接感受,日本文坛对我的承认也集中在这个方面。其次,我的日文写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这一点也是引起人家注意的一大原因。改革开放以后,海外留洋文学,包括留日文学很活跃,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中国留学生讲述自己在域外的故事,创作的语言也是中文居多。其中,有些作品虽然是外语,但作品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中国的事情,直接用日文写日本人的文学作品几乎没有,其实,我本人正是强烈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才开始用日文创作的。拿人家的剑,攻人家的心,这几乎成为我用日文写作的原则。因为我一直相信,在别人的眼睛里看见的却是我们自己。这是一句禅机盎然的话,也是我的写作指南。

黄咏梅;其实在日本有不少华人学者，主要还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边缘进行比较研究，像你这样运用双语写作的，实在不多。你觉得用日文创作时，在表达方面有影响吗？怎么克服文化根源不同所带来的诸多方面比如观念、审美等的差异而得到日本文学界的认同？

毛丹青;日文是另类的汉文,它的假名实际上就是汉字的偏旁,这种视觉上的图像化对我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过去没用日文写作的时候,我的中文很稠密,后来因为用日文写作,日子长了,结果我的中文变得稀释了。同样的现象也是相辅相成的。我的日文在汉文的影响下变得密度大,语言的意义板块也比较厚实。跨越不同的文化,关键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本色。除此之外,还需要建立一种明显的对抗。比如,日本文学善于细腻的描写,这跟它的语言结构不无关系。当我用同样的语言写作的时候,我总想写得比日本人还细。如果他们把风刮在人的脸上形容成“麻”的话,我就会形容成“酥”“辣”乃至于“木”。其实,这种对抗恰恰是克服文化观念差异的一条途径,当然它并不是唯一的途径。

黄咏梅;都说异乡是一面镜子，能更好地看清楚自己的祖国，你长期在日本文化界进行着中日文化交流的事业，从某种程度上说你能够站在一个旁观的角度去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能清楚地看到中日文化的交叉地带，能谈谈你的所看所感吗？我个人比较感兴趣你在日本为中国文化的交流所做的具体工作，可以为我们描述一下吗？请谈谈当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大致状况，具体到一些书籍的发行状况。

毛丹青;日本对中国的现在并不了解,这就象中国并不了解现在的日本一样。真正的文化交流应该是可以看见面孔的交流,而不是几本古书和几份报告书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比如,日本的图书对中国古代的热情很高,无论是日本人写的《论语新说》也好,还是《三国演义》《封神榜》的普及本也好,都有众多的读者市场,这种现象虽然跟日本人崇尚中国历史的情结有关系,但另一方面却使现代中国的形象难于从图书的形象上建立起来,但凡跟当今中国有关的图书几乎跟开会提交的报告书一样,其中很难看见当今中国的生动表情。这一点尤其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介绍上表现得最突出。

以往,在日本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人员几乎都集中在各个大学里面,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的书籍也是用于研究和教育,这些被称为汉学家的人员大都是大学的教授,或者年青的讲师,在日本享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不过,这种诞生于大学,并终结于大学的研究与教育并不能达到向日本全社会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目的。至少,很少有汉学家把自己的翻译与出版看作是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中国的契机,更何况他们的学术评价必须取决于某项研究的成果,因此,出于汉学家手中的翻译作品只是为了进一步的研究而做的基本步骤而已。这种现象一直到90年代初期都非常严重,所以当代中国的文学作品即使被翻译出来,也没有销量,一般印出一两千册就算不错的成绩了。

不过,这种情况发展到了90年代中期,日本的图书市场出现了明显变化,许多出版商,尤其是大的出版社开始注意到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可销性,他们一方面征求汉学家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开始听取非汉学家的声音了。不用说,我的声音属于后者。这样一来,日本的出版商在决定是否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他们判断的资源多了,对可销性的能见度也提高了。有趣的是,我跟日本出版商的咨询关系并不是因为介绍中国当代文学而建立的,他们仅仅是为了出版我的日文书而已。不过,好在这些年,我跟国内的作家多有私交,同时也注意当代中国文学的动向,再加我又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跟出版商讨论的时候,没有什么学究气。我总跟他们说,我不是汉学家,可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马崽。这些年不断跟日本出版商打交道,向他们推举中国当代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我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研究和教育,而是为了让广大的日本读者能够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风貌,尤其是通过一些大部头的当代小说的翻译本,这个目的也在逐渐地达到。比如,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贾平凹《土门》《废都》等等,这些大部头的书的销量都超过万册,这是过去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图书市场上没有出现过的数字,《废都》实销6万册。象贾平凹和莫言的大部头书,单价约在40美金左右。所以对日本的出版社来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市场价值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另外,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介绍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当代中国电影的发展。今年,霍建起导演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上演引起轰动,这部在国内获金鸡奖的电影深深地打动了日本观众,于是,日本的出版商把原作者彭见明的短篇小说编成了一本集子并翻译出版,连书的封面都跟电影的风格相同,结果销量不凡,直逼10万册。除此之外,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介绍还受社会新闻的影响,比如卫慧的《上海宝贝》,最开始是作为一个中国的社会新闻被介绍到日本来的,后来有好几个出版商都看好这本书的商机,最后由两家著名的出版社争抢版权,结果因版权的纷争,使这两家请来的日本翻译者大动肝火,在报纸上相互指责。出现如此情况其实也不意外,因为日本出版商的眼光比较准确,《上海宝贝》做成了口袋本,价格相当于人民币40元,截止今年9月为止,实销超40万册。我觉得今后的日本图书市场会越来越欢迎中国当代的文学,不过作为我个人的喜好,我更喜欢中国农村的小说,尤其喜欢莫言的小说。上个星期,他的《檀香刑》已经跟日本一家大出版社签订了翻译出版的合同,这期间,我还是发挥了我的马崽作用,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穿针引线。

黄咏梅;不少中国作家、学者如莫言、李泽厚等到日本进行学术交流都是你当翻译陪同，安排行程，而你也不时带着日本学生到中国听作家谈文学看歌手唱摇滚，致力于这种文化交流活动，能谈谈你最深刻的感觉吗？

毛丹青;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能看见大家的表情,这一点非常重要。文化交流不是空洞的,它不是云,也不是雾,它是实实在在的人之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