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京都龙谷大学西浦学舍
时间：1997年4月29日（星期二）
注解：4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生院长忻平博士访问了日本，
并就中国现代史的课题在京都大学、龙谷大学等地做了讲演。在此期间，笔者
向忻平博士请教了现代中日关系史方面的某些问题，仅供读者参考。

毛：前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国学术界对这一课题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许多内容无论从史料，还是从分析方法上都比以前充实，而且也吸引了许多海外学者开始重视中国近年来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关于日本佛教在侵华战争中的活动，以及调查和研究就是一例。

忻：是的。目前中国对抗日战争的研究比较深入，尤其是在军事、政治研究的领域以外加强了补充调查和史料的收集工作，比如宗教方面就是一个大课题。中日文化交流渊源流长，而宗教是一个重要的媒介，但到了近代，随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增强和中国的衰落，中日两国在世界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中日文化交流尤其是宗教活动在日本对华发动军事侵略与经济渗透的同时而发生畸形。在这其中，又以日本佛教的净土真宗为甚，他们建寺、办报、兴学、布教，不妨说，近代以来的日本佛教在华扩张史就是一部以真宗为主的在华发展史。

毛：佛教发源于印度，而日本的佛教是经由中国从朝鲜百济传来的，这是钦明天皇十三年的事。可在近代史上，日本佛教出现了向中国的“倒流现象”，而且这一现象是与军国主义的扩张紧密联系的。

忻：“倒流现象”也可以叫“反向输出”，这里有一个清楚的过程。1872年（明治五年）7月10日，有一个风尘仆仆的东瀛僧人来到上海滩头，他叫小栗栖香顶，是净土真宗东本愿寺派往中国开教考察的住持，他的来沪开了日本佛教传教海外的先河。小栗第一次来华，正值日本国内神佛分离之声渐高之时，佛教界认为，日本应该摆脱旧日锁国的牢笼，向海外发展，尤其要先启蒙中国佛徒，以实现“ 日华佛教提携之宏愿”。小栗主张以日本为主，与中国、印度结成三国联盟，带动亚洲佛教徒团结一致，共同抵抗西方的耶苏教。他觉得“这首先要说服中国僧人”，于是就在上海、天津、北京进行考察，朝拜五台山，撰写《北京护法论》、《喇嘛教沿革》等。尽管这项三国佛教联盟的计划没有得到中国佛界的响应，但小栗回到日本四处游说，取得了外务省的全力支持，外务卿寺岛中则以“把中国当作基地的决心”对他鼓励，与东本愿寺的石川舜台一起制订了对华与海外开教的计划。随后，在1876年7月3日，小栗率谷了然等四人来华，8月13日在上海虹口河南路和北京路附近建立“真宗东本愿寺上海别院”，从而揭开了近代日本佛教西渡中国扩张的序幕，也表明了日本佛教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定型后首次向其宗教母国的“反向输出”，成为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大转折点。

毛：看来，日本佛教西进，一开始的政治目的并不那么强烈。

忻：这是有阶段的，是逐步发展而来的。第一阶段，从1876年在中国开教一直到 1895年前，这是开创期，主要是打基础，与中国佛教建立交往关系。在这个方针下，上海别院建立后，一度兴盛，先后建立江苏教校、直隶教校，选派日本僧徒，学习中国语言，培养到中国传教的人材。以此为据点，在中国传教也分割为上海、直隶、江苏三大块，分别派员主持。东本愿寺本部成立了以石川舜台为首的“外国布教事务挂”，开始有组织地向朝鲜与中国派出布教团。他雄心勃勃，在自传中声称“耶苏教入我邦久，我盖倒击夺其封，防者自穷岂有策，攻势夺气可摧锋，清国邻邦宜先此，北进布化满与蒙”。

  1883年，正当上海别院的新寺院完成的时候，日本东本愿寺总部却以改革教务为名，下令中止在华与朝鲜的传教，石川下野，在华传教也受影响，乃至到了80年代末虽经恢复，但上海别院的教徒人数不足百人。第二阶段是甲午战后到20世纪20年代，为全盛时期。甲午战后，日本的战胜国地位使之初步实现从明治以来的大陆政策，国内“脱亚入欧”说形成，福泽瑜吉的《脱亚论》主张：“我日本国土虽位于亚细亚之东，其国民精神则已脱出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又说：“为今之计，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法，亦不能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照，唯有按西洋人对待彼等方式处理之”。他的说法与吉田松阴“失之欧洲、取之亚洲”是一个意思，此时的日本的 “伸张国权”已经成为强大的舆论，也影响到宗教界，而中国的权臣李鸿章、张之洞也颇示好，东本愿寺借此良机，企图早日完成在中国开教的事业。

  复掌大权的石川舜台极力推行他的世界性传教计划，决心全面展开。于是，海外传教以前所未有之势得到发展。其中历经1904年日俄战争，一直发展到20年代，在三个方面发展开来。一是台湾，据统计，东本愿寺在1896年向台北、台中、台南派驻要员，设真宗台北教会。1906年接受日本殖民当局指令对台民进行“教化”活动，后在台北设台湾开教监督部，统辖在台的26所别院、布教所的活动。二是朝鲜，真宗大谷派1907年在朝鲜京城别院设置“满韩布教总监部”，加强对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传教的指导和监督。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又在汉城和中国沈阳分设 “朝鲜开教监督部”与“满州开教监督部”。三是中国大陆，这是海外传教的重点。1898年东本愿寺派遣法主两兄弟大谷胜信、大谷莹诚作为“开教督励”，决心一改以往单一的上海布教方式，以“两连枝”方式实现南北呼应，全面展开。第二年，法主到中国“视察与传教”，派慧能院赴北京，能净院到台闽，再次起用谷了然主掌上海别院，设置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开教总部”，从而统一在中国大陆各地的开教事务，制订全面开教的庞大计划，即以上海为根据地，在天津、广东、扬州、镇江、芜湖、安庆、九江、宜昌、武昌、汉口、重庆等地建寺开教，一时“如日中天”，并带动了南洋开教。鉴于在华传教事业发展迅速，与各地教会离心倾向严重，1911年日本本部在任命广陵了贤继任上海剔院监督之时，新设中国开教监督由广陵兼任，统管全华传教事业，下割北中国、南中国（台闽粤）以及长江开教监督所。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篡位，对日修好，力求支持，乃至《二十一条》签定前后，使日本佛教在华势力得到了大发展。1912年设“大连别院”，1915年设“奉天别院”，一直到20年代末，几乎中国核心地区都已经设置了日本各宗传教的据点，这是明治45年1月19日的《教务报告书》统计的。但从此以后，日本的佛教西进开始了第三个阶段，这是从鼎盛走向没落的阶段。30年代，随着日本实施全面的对华侵略，在华传教事业也走到了顶峰。1933年东本愿寺大谷派在长春设“满州别院”，旋设“满州开教监督部”，以统辖东北96所别院和布教所，乃至1945年，先后以“北京别院”为中心，设“北支开教监督所”，下管天津、青岛、济南、徐州、太原、张家口、保定等地的别院、布教所30多处。南方以“上海别院”为中心的“中支开教监督所”，下管南京、杭州、苏州、武昌、泉州、厦门等地的别院、布教所30多处。关于这一情况，杨曾文教授于1995年5月发表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上的《日本侵华期间日本佛教各宗的传教活动》一文有详实的记载。随着1945年日本投降，沿续了70年之久的日本佛教的对华西进也最终成为了历史。

毛：净土真宗是日本佛教各宗当中对华开教最早，势头最凶猛的宗派。他们把主要据点放在上海别院，设置“中国开教总部”，通过开教召徒、办学办报、吸收教徒，竭力扩大他们的影响，而且还企图从上海辐射中国，成为在华最大的别院，这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课题。

忻：其实，上海别院最初的宗教活动主要是在日侨妇女中进行的。当时，上海有不少成为洋商小妾的日本女子，不仅被日本在沪的居留民鄙视，也被中国人看不起，后来发展为卖淫妇，人称“洋妾”。王韬在《淞隐漫录》中记述：“去秋之间（光绪十年）返沪上，机良（日人）特设盛宴为余人洗尘，招集东瀛女子十数人”，“询之，则皆西人外室。月给金饼数十枚，故容饰炫丽。”据当时的《春江灯市录》记载，1885年上海已有东洋妓院、东洋茶楼、步云阁等20多家。另外1887年印行的《海上中外青楼春影图说》记载，上海名妓中已有11名日妓。日本居留民深以为耻，“洋妾”为解脱苦恼多入上海别院拜佛解脱，史料对此记载也不少。除此以外，经常去别院的是商人。根据日本领事馆的统计，1928年在沪的 26,193名日本人（不含军人）中，从商者以及相关人员占就业人口总数的70%。

  商人是东本愿寺上海别院的主要传教对象和经济源泉，与别院关系最深的是田代屋、广业洋行、上田屋以及三菱银行、邮船会社等主要在沪商业机构。从历届别院轮番（院主）的日记中不难发现，无论是宗教经费、出版、学校，还是建筑费用，都获得了在沪日本商人的大力资助，而商社从上到下多为别院的信徒。1890 年的日文《上海新报》有文记述，岸田吟香、光和武雄等人都是与别院往来最频繁的日本商人。在洋妾、商人之外，别院赖以生存的政治依靠是军人和政客，因为别院在“对外开拓”这一点上与众多的军人政客有共同点，所以积极参加对华的宗教扩张。别院初办时，驻沪总领事品川带领馆所有官员以及沪陆海军主要官员古川、町田、曾根等人多次前来礼佛进香。日后别院的重大活动都邀请他们参加，而且还获得了支持。在日本侵华时期，上海别院与军方关系密切，积极支持对华战争，而上海的日本政客军人也成为别院信徒的大多数，为了扩大影响，上海别院先后成立了许多宗教团体。比如：1885年的上海教会，以慈善互助而“展示报恩法旨”。1910年的佛陀会，宗旨是“宣传大法，慰疗精神饥渴”。1911年的真宗妇人法话会则是在华日本妇女的宗教组织，会员多达数千人。1912年的日曜礼拜会和宗祖降诞会，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主张“情系故国、怀念祖师、躬祝圣躬万岁，君国昌盛。”另外，还有上海佛教青年会、同心会、同朋佛教青年会等等。

毛：作为宗教组织，一般为了传播教义，都会创办各类学校，据说这也是日本净土真宗在华扩张的一个重要方面。

忻：他们分为以日本人为主和以中国人为主的两类学校，比如1876年的江苏学校就是为了“在华开教人材”，设于上海，从日本国内招来数批佛学生，讲“观经序文义”、“净土论”等课程。另外，还有1877年开的直隶教校和1889年开的开导学校，而开导学校是上海别院创设以来时间最长、名声最大的学校，主要以日本居留人子弟为对象，用的是日本长崎县的教科书。1907年改称“日本人寻常高等小学”，1911年学生数已达500名，1945年日本投降，学校关门。现在是虹口区教育学院实验中学。另外，以华人为教育对象的学校有1898年的杭州东文学堂和开导小学，这是谷了然创办的。还有1897年的金陵东文学堂、1899年的苏州东文学堂、1922年的上海日语学校等等，当时还有一些创刊的报纸杂志如《上海佛教》、《佛道杂志》，创办医院、育婴堂、火葬场、公墓如法光株式会社。

毛：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日本在华的宗教活动有正常的意义，但是这些意义一旦与日本对华侵略合流，就带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关于这一点，您的见解如何？

忻：正因如此，他们的传教活动受到极大的阻碍。日本的海外传教以中国为先，谷了然就说“先度支那四百州”，而最终目的是为了“欲化世界五大洲”，这与同时期的“大陆政策”一脉相承，其宗旨带有强烈的扩张性与狭隘的沙文主义，原来的宗教文化交流已经被“使支那归我真宗”的野心所掩盖，乃至产生了宗教和种族的优越感，这就使他们的教义拘禁而僵化。另外，日本佛教在华没有强大的专门的经济实体，只能靠日人政客、商人的募捐支持，这也是限制其发展的一个方面。据统计，1921年上海佛教青年会收不抵支，负债累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小栗、谷了然对中国的儒道释比较重视，与中国的禅师名儒都有来往，但上海别院在甲午战争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后，则完全站在侵华日军的一方，慰问军队，凭吊亡灵，为军队布道打气。1969年的《日本佛教大年鉴》记载，战时真宗本愿寺在华从军僧侣有33人，南洋一带有10人。30年代，上海别院几名日本僧侣大闹三友实业社，挑起事端，成为淞沪战争导火线之一。

  1937年 10月20日，上海《申报》以标题为《敌方辎重结储虹口───乍浦路本愿寺藏大批军火及炮位》报导说“虹口乍浦路本愿寺为敌军重要军事机关之一，寺内大殿下辟有地道，储藏大量军火，驻炮兵三百名，置有重炮位两门，屋顶设架高射炮两尊，高射机关枪两挺……。”这一事实与日本僧人的记载也大致吻合。《虹口的日本人》一书的作者周志正先生说，30-40年代，很少有中国人进出上海别院，战时周围戒备森严，一般华人根本不准靠近，上海人也视如虎豺，多绕道而行。接受我采访的乍浦路居民张根亮老人也谈到，当年他曾在别院外马路上经过时，因未向站岗的日军行礼而被狠狠打了一下耳光，至今不忘其耻。因此，在这样的气氛下，从何而谈小栗当初希望的“日华佛教提携之宏愿”呢？日本佛教在华的活动违背初衷，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配角，将其原有的教义变为“殉国”的使命，使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传教70年最终变为了一个扩张与破灭的过程，这一历史事实，对于我们认识日本人以及日本民族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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