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想到讲演后的提问会如此精彩，有学生问我；“一个作家对生活肯定有取舍，有的人喜欢东京的歌舞伎町，而您似乎更喜欢您的周围，是这样么？”，还有一位长者问；“您细腻的描写是受日本式的影响呢？还是力图超越日本式呢？”

  无疑，她们已经摸到了我的路数，摸到了我想说而不太愿意说的近乎于总结性的话语。其实，面对这么多的同学，还有这么多热心了解日本的听众，我拿什么为大家展示我对日本的理解呢？一个在邻邦定居的北京人，而且致力于用日文表达，同时又享受母语给我的天赋，这样的一个我对日本的理解或许是从语言的内部开始的。

   讲演会开始以前，北京大学的主办人跟我说；“今年是抗战胜利六○周年，同学们可能会提出十分敏感的问题。”对此,我当即表示“十分欢迎”，因为我隐约地感觉，我所说的“十分”跟主办人说的“十分”是同一个量级的。

  我之所以这么说，其实没有什么深奥的理由，因为我在日本的生活是活生生的，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转换成一个具体的表情，人的、风景的、当然也包括动物的。讲演的时候，我不习惯用讲演稿，觉得那么讲太正式太官方了，尤其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跟大家交流的时候，一些即兴的言词往往是自个儿蹦出来的，蹦出来的词儿往往会引发大家的笑声。

   我是一个旅行者，一个走进日本人的旅行者，自从1998年开始用日文写作，用日文表达日本人，成为一个纪行文学的双语作家以后，这个定位就一直没有发生变化。有一段时期，我周围的日本人说；“中国人根本不了解日本。”而且，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好像他们很了解中国一样。每次听这样的话，我老觉得刺耳。从心愿上讲，我希望日本人了解中国，同样也觉得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或许比中国了解日本要多。尽管如此，可当今的时代难道就不会制造一批了解日本的中国人吗？

   了解是理解的大门，通往这扇大门的途径不只一条。如果说学识上的见解可以从广博的知识海洋中汲取的话，那我个人的见解则莫过于自己在日本的具体生活。我喜欢用日语里“等身大”这个词儿，按照中文的意思应该是“原大”，但还有些词不达意的感觉。“等身大”的意思是说，对方跟自己同样身高同样体重，乃至用同样的视角观察凡人琐事，从而得出一种完完全全属于你自己感性的结论与判断。

  讲演中说到日本人的悲，讲到我的一位朋友为了给患有绝症的女儿看樱花，在一场大雨后，连夜从地上捡起花瓣儿，逐一铺满山坡，为的是让女儿从二楼病房的窗户里可以看到。可当他得知女儿已经于凌晨去世的时候，他拖着装满了花瓣儿的布袋子不顾一切地往病房里跑，结果，布袋子被金属扶手刮破了，在他的身后留下了一条悲戚的樱花路。

  说到日本人的愁，讲到我的一位邻居大叔，公司不景气迫使他提前下了岗。他整天在家很郁闷，有一天偶尔走到商店街上，忽然发现一只野猫钻进了一家珠宝店，就象一股烟儿一样一下子溜了进去，而且野猫还跳到了柜台上，一口把一块宝石吃到了肚子里。于是，这位邻居大叔开始不安起来，他晚上找到我，说我们人还不如野猫，猫一下子可以吃进财宝，而人还要被公司解雇。他很沮丧，同时也萌发了杀猫取宝的念头，于是他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挖个陷井用水淹，或者用尼龙网罩住什么的。没多久，野猫在他家的院子里出现了，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自己大口大口地往外吐，原来野猫吐出来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宝石，而是一块很小的石头。我觉得这件事儿很荒诞，可一不留神却发现我的这位邻居大叔正冲着野猫溜走的方向双手合掌，口念“南无阿弥陀佛”。

  无疑，上述的细节都是在我的生活中发生的，而这些细节恰恰就是我对日本的理解。讲演中我还说到了日本人的怨和恨，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抽象概念，包括情感上的喜怒哀乐，我都可以从非常具体的情节中把它们还原掉。因为我相信，生活才是常青树。

  讲演会上我所期待的十分敏感的问题并没有人提出来，不过，敏感的问题也是一样，我的回答肯定是非常细节而具体的，而不是什么抽象的。

  感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事务所和北京大学为我举办了这次讲演会，感谢日文版月刊《人民中国》主编王众一先生，与他的对话让我的所想所思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细节。我们一致认为，文化是多样的场景论，而不应该是单一的思想论。

2005年10月28日《北京青年报》<人物在线>整版报导